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忧国忧民 “穷”善天下

2013-06-16 17:55  来源:

胡永杰

  读杜甫的诗和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中其传记,对杜甫所秉持的“奉儒守官”和忧国忧民、“穷”善天下的情怀,留下了深刻印象——这既是支撑杜甫一生的基石,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。
  
  从“奉儒守官”到“奉儒”弃官
  
  杜甫是西晋时期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杜预的二十世孙,其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,其父杜闲曾为兖州司马、奉天县令。杜甫年轻时就立下了志向:“自先君恕、预以降,奉儒守官,未坠素业”;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。即遵循儒家“仁爱”、“贵民”、“仁政”的思想去做官,辅助君王像尧、舜那样,使天下重回淳朴、安定的局面。
  
  杜甫曾两次赴长安赶考,都没有考中。天宝十四年,杜甫在长安通过向皇上献赋,获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职。他上任不久,便爆发了“安史之乱”。杜甫在投奔刚即位的唐肃宗驻地灵武途中,被叛军抓住,关在长安城内。一年后,他才逃到唐肃宗所在地凤翔。杜甫投奔朝廷的举动感动了唐肃宗,他被授予左拾遗之职。这个官职虽然不高,却可以向皇上言事。
  
  然而,杜甫刚上任,就赶上宰相房琯被罢相,原因是其门客董庭兰受贿。而其深层原因则是唐肃宗想清除其父唐玄宗的旧臣(唐肃宗趁“安史之乱”即位,父皇尚在,其心中总有顾忌)。当此之时,秉正无私的杜甫向唐肃宗上书,指出罢免房琯宰相不当,而且在朝廷上与唐肃宗发生激烈的争执。杜甫曾在《壮游》诗中回忆说:“斯时伏青蒲,廷诤守御床。君辱敢爱死,赫怒幸无伤。”“伏青蒲”即汉朝大臣史丹匍匐在蒲草垫上泣谏汉元帝;“廷诤守御床”即面对皇帝御座与其争辩;“敢爱死”即豁出性命;“赫怒”即皇帝暴跳如雷。可以想见,当时的气氛是何等惊险。好在事后有张镐、韦陟等大臣竭力相救,唐肃宗才免了杜甫的死罪,把他交给三司审问。
  
  按说,杜甫遭此重挫,应有所收敛。但他仍为此事上书唐肃宗:“琯以宰相子,少自树立,晚为醇儒,有大臣体。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,康济元元。陛下果委以枢密,众望甚允。观琯之深念主忧,义形于色,况画一保泰,素所蓄积者已。……臣不自度量,叹其功名未垂,而志气挫衄,觊望陛下弃细录大,所以冒死称述,何思虑始竟,阙于再三。陛下贷以仁慈,怜其恳到,不书狂狷之罪,复解网罗之急,是古之深容直臣、劝勉来者之意。天下幸甚!天下幸甚!岂小臣独蒙全躯、就列待罪而已?”透过杜甫言词恳切的上书,他没有谢罪悔改之意,仍认为房琯有宰辅才望,其虽有过错,但不该被罢相,期望唐肃宗能容纳直臣,同时也不认为自己谏诤有错。由此可见,杜甫追求并坚持“奉儒守官”绝非空言。
  
  上书事件之后,杜甫仍任左拾遗,但处境却落寞而险恶。“帝自是不甚省录”,唐肃宗对杜甫冷淡了。乾元二年,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。由于政治理想的幻灭,杜甫在华州只待了约一年时间,便弃官而去。
  
  杜甫弃官,其实也是他坚守“奉儒守官”的无奈选择。既然不能“奉儒”、做贤良臣子,“守官”而尸禄素食,也就没有必要了。杜甫秉性刚直,不会左右逢源、屈节抑志,其实也是一种难得的官德。正如后来陆游评价杜甫所云:“向令天开太宗业,马周遇合非公谁?后世但作诗人看,使我抚几空嗟咨!”意谓其时若有唐太宗与马周等君臣遇合的环境,杜甫也能够实现其政治抱负;惜乎后人不理解杜甫的抱负,只是把他作为一个诗人来看待,令人抚几嗟叹。
  
  与国难民瘼相依随
  
  对杜甫来说,弃官意味着人生的重大转折。此时,他至少要面对两个难题。一是生计问题。古时,官吏都会积蓄些家底,以便退休后安享晚年。然而,杜甫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、任左拾遗、任华州司功参军的时间,加在一起也不到3年,且所任都是小官;杜甫的性格又清廉正直,他不可能有什么家底。二是杜甫一直奉行“奉儒守官”,弃官后干什么?其时,士大夫崇尚“达则兼济天下、穷则独善其身”。即遇到明君,就救济天下;若仕途坎坷,就退隐山林,独善其身。比如,杜甫敬仰的两位同辈诗人——王维因官场失意而遁入佛教,李白被“赐金还山”而追求道教。相形之下,杜甫是否会选其一?
  
  杜甫给出的答案出人意料。他没有退隐山林,也没有去追求佛道,而是选择了与国难民瘼相依随;他离开京城、远离家乡,开始了后半生颠沛流离的生活。这也是杜甫的必然选择。他早年就有诗云:“盖棺事则已,此志常觊豁。”杜甫恪守“奉儒守官”的理想,始终以天下为念,无论穷达顺逆,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此后,杜甫曾进陇右、入巴蜀,流落湖湘、辗转多地、历尽艰辛,最后在忧患中抑郁而终,即大历五年冬,杜甫病死于湖南湘江的舟中,终年59岁。
  
  杜甫的后半生是在忧虑中度过的,其中有其个人穷困潦倒的原因,更多的则是对国家局势、百姓苦难的关注和忧虑。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;“穷年忧黎元,叹息肠内热”。朝廷变故、中原战局、长安再度沦陷、陇右边境的危局、巴蜀西山吐蕃的侵犯、两川军阀频繁叛乱、百姓在战争与赋税重压下的悲惨处境等,几乎每一天都压在杜甫的心头。
  
  杜甫的诗悲天悯人、忧国忧民、诗声凄苦。比如,他的“三吏”(《新安吏》、《石壕吏》、《潼关吏》)和“三别”(《新婚别》、《垂老别》、《无家别》),深刻揭示了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和对老百姓的深切同情,以及统治者和战乱对老百姓的残酷无情。这些诗篇成为杜甫诗歌艺术的一座高峰,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品。
  
  大历三年,杜甫在《登岳阳楼》中云:“戎马关山北,凭轩涕泗流。”杜甫登上岳阳楼,想到吐蕃犯边,不禁潸然泪下。这也是他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。一直到杜甫临终前的绝笔,他始终为叛乱中的国家和苦难的百姓而忧虑:“公孙仍恃险,侯景未生擒。书信中原阔,干戈北斗深。……战血流依旧,军声动至今。”公孙述、侯景是历史上的叛臣,此喻割据一地的逆臣;其时,乱臣群起、战火未息、中原故土仍不太平、百姓生计艰难……因为这些,杜甫至死也难以瞑目。
  
  劝勉官吏清廉为民
  
  杜甫开始流离生活之后,仍劝勉友人和有志节的后辈能“再使风俗淳”。他在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》中云:“附书与裴因示苏,此生已愧须人扶。致君尧舜付公等,早据要路思捐躯。”他对道州刺史裴虬和侍御苏涣说,我已衰老不堪,走路都要人搀扶,“致君尧舜上”的理想只有你们去实现了,希望你们早获要职,为国捐躯。杜甫的这一嘱托虽寥寥数语,却是那么沉重而令人肃然起敬。
  
  杜甫与诗人元结是相识多年的老友。“安史之乱”时,元结任道州刺史。面对道州遭叛贼洗劫、百姓生计艰难,元结写了《舂陵行》、《贼退示官吏》两首诗,表示要简化政令,安抚百姓,劝诫州中官吏不可横征暴敛。杜甫读了元结这两首诗,深为感动,故作《同元使君舂陵行》云:“致君唐虞际,纯朴忆大庭。何时降玺书,用尔为丹青。”他期望朝廷能下诏书,任用元结为执政大臣,辅佐君王成为尧、舜那样的有德之君。
  
  杜甫对老友严武,则以舍身许国相激励。宝应元年,成都尹严武被召回朝廷。杜甫从成都送严武到绵州(今四川绵阳)时,作诗激励他:“公若登台辅,临危莫爱身。”台辅即宰相;读此诗,我们会联想到杜甫曾为房琯被罢相而与皇上廷诤。这是杜甫以其秉持正义、舍生忘死的志节来期许严武。
  
  杜甫经常以清廉为民来劝勉他所结交的官吏。杜甫流落至梓州(今四川三台县)时,一位路姓官员欲任陵州刺史,杜甫作《送陵州路使君赴任》云:“战伐乾坤破,疮痍府库贫。众寮宜洁白,万役但平均。”他叮嘱路使君,长期战乱使国家千疮百孔,陵州府库会很贫乏,你要带领官吏清廉为民,劳役政务要公平公正,不能欺压百姓。
  
  再看杜甫对好友韦讽的嘱托。韦讽任阆州录事参军时,杜甫曾赠其诗云:“国步犹艰难,兵革未衰息。万方哀嗷嗷,十载供军食。庶官务割剥,不暇忧反侧。诛求何多门,贤者贵为德。韦生富春秋,洞彻有清识。操持纲纪地,喜见朱丝直。当令豪夺吏,自此无颜色。必若救疮痍,先应去蟊贼。挥泪临大江,高天意凄恻。行行树佳政,慰我深相忆。”读此诗,杜甫期望韦讽清廉公正、清除贪官污吏、拯救百姓的语句,满含深情,令人动容。
  
  在一般人眼里,杜甫只是一位忧患而仁慈的诗圣,并无忠烈壮举或可称颂的政绩。其实不然。透过杜甫对韦讽等人的殷切嘱托,假若杜甫也能有施展抱负的机会,也许历史上会多一位“杜青天”。
  
  杜甫在辗转梓州、阆州等地时,时常劝诫和批评不廉洁的官员。
  
  宝应元年,杜甫从成都送还朝的严武至绵州时,徐知道等人趁严武离开之机,在成都发动叛乱。杜甫因无法返回成都,便在梓州、阆州一带流寓约两年时间,靠当地官员接济度日。在绵州时,绵州刺史杜济曾带杜甫到城东渡口观看打鱼,并设宴招待他。对此,杜甫无奈而又不忍心,故作《又观打鱼》云:“干戈格斗尚未已,凤凰麒麟安在哉?吾徒胡为纵此乐,暴殄天物圣所哀。”言语间,批评杜济等时值战乱不已,还暴殄天物、纵情享乐。
  
  在梓州时,梓州刺史章彝曾请杜甫参加宴游活动。广德元年冬,章彝动用大量兵马狩猎,杜甫对此很反感,故作《冬狩行》批评道:“喜君士卒甚整肃,为我回辔擒西戎。草中狐兔尽何益,天子不在咸阳宫。”意谓士卒军容整肃、让人欣喜,而战乱频仍,应让他们去擒拿犯边的敌人,你却带他们来打猎;即使把狐兔都猎杀完,又有何用?长安已被攻陷,皇帝都跑到陕州避难了。还有一次,杜甫随章彝游梓州寺院,章彝慷慨地为寺院布施(赠送金钱等),让杜甫很不舒服,故作《山寺》讽劝他:“以兹抚士卒,孰曰非周才。”即把捐给寺庙的钱拿去抚恤作战的将士,才是有济世之才的官员所为。
  
  章彝的前任李太守亦曾照料过杜甫。其时,李太守常携女乐乘船泛江宴乐,杜甫赠其诗道:“使君自有妇,莫学野鸳鸯。”劝诫李太守洁身自好,勿拈花惹草。其时,杜甫连成都草堂的安定生活也没有了,全靠章彝等地方官员接济度日,却还批评指责人家,岂非“不近人情、不识时务”?但从儒家“仁政”的角度看,杜甫批评和规劝不廉洁官员,期望他们能清廉为民,则是再正常不过了。
  
  总之,杜甫从渴望“奉儒守官”到仕途坎坷,再到颠沛流离,他的命运很不幸。但换个角度看,这对后人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当命运把一个人放置到困顿的境地时,其会把最本质、最真实的品质表现出来。杜甫弃官之后,远离故乡、四处漂泊,晚年又贫病交加、衣食不继。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,没有比这种境况更惨的了。然而,这种境况却考验了杜甫,玉成了杜甫。杜甫弃官后没有弃世,没有隐居山林,而是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家和百姓,与国难民瘼相依随。他不再“守官”,却仍坚持“奉儒”。这种境界已经超越了儒学既有的高度。
  
 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,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和仁爱之心,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。在追求伟大中国梦的当今,党员干部更应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,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,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;应当自觉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,恪尽职守、清正廉洁、潜心为民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。 
  
  (作者单位: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)

     (责任编辑 鹤君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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