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永杰

　　读杜甫的诗和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中其传记，对杜甫所秉持的“奉儒守官”和忧国忧民、“穷”善天下的情怀，留下了深刻印象——这既是支撑杜甫一生的基石，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。
　　
　　从“奉儒守官”到“奉儒”弃官
　　
　　杜甫是西晋时期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杜预的二十世孙，其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，其父杜闲曾为兖州司马、奉天县令。杜甫年轻时就立下了志向：“自先君恕、预以降，奉儒守官，未坠素业”；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。即遵循儒家“仁爱”、“贵民”、“仁政”的思想去做官，辅助君王像尧、舜那样，使天下重回淳朴、安定的局面。
　　
　　杜甫曾两次赴长安赶考,都没有考中。天宝十四年，杜甫在长安通过向皇上献赋，获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职。他上任不久，便爆发了“安史之乱”。杜甫在投奔刚即位的唐肃宗驻地灵武途中，被叛军抓住，关在长安城内。一年后，他才逃到唐肃宗所在地凤翔。杜甫投奔朝廷的举动感动了唐肃宗，他被授予左拾遗之职。这个官职虽然不高，却可以向皇上言事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杜甫刚上任，就赶上宰相房琯被罢相，原因是其门客董庭兰受贿。而其深层原因则是唐肃宗想清除其父唐玄宗的旧臣（唐肃宗趁“安史之乱”即位，父皇尚在，其心中总有顾忌）。当此之时，秉正无私的杜甫向唐肃宗上书，指出罢免房琯宰相不当，而且在朝廷上与唐肃宗发生激烈的争执。杜甫曾在《壮游》诗中回忆说：“斯时伏青蒲，廷诤守御床。君辱敢爱死，赫怒幸无伤。”“伏青蒲”即汉朝大臣史丹匍匐在蒲草垫上泣谏汉元帝；“廷诤守御床”即面对皇帝御座与其争辩；“敢爱死”即豁出性命；“赫怒”即皇帝暴跳如雷。可以想见，当时的气氛是何等惊险。好在事后有张镐、韦陟等大臣竭力相救，唐肃宗才免了杜甫的死罪，把他交给三司审问。
　　
　　按说，杜甫遭此重挫，应有所收敛。但他仍为此事上书唐肃宗：“琯以宰相子，少自树立，晚为醇儒，有大臣体。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，康济元元。陛下果委以枢密，众望甚允。观琯之深念主忧，义形于色，况画一保泰，素所蓄积者已。……臣不自度量，叹其功名未垂，而志气挫衄，觊望陛下弃细录大，所以冒死称述，何思虑始竟，阙于再三。陛下贷以仁慈，怜其恳到，不书狂狷之罪，复解网罗之急，是古之深容直臣、劝勉来者之意。天下幸甚！天下幸甚！岂小臣独蒙全躯、就列待罪而已？”透过杜甫言词恳切的上书，他没有谢罪悔改之意，仍认为房琯有宰辅才望，其虽有过错，但不该被罢相，期望唐肃宗能容纳直臣，同时也不认为自己谏诤有错。由此可见，杜甫追求并坚持“奉儒守官”绝非空言。
　　
　　上书事件之后，杜甫仍任左拾遗，但处境却落寞而险恶。“帝自是不甚省录”，唐肃宗对杜甫冷淡了。乾元二年,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。由于政治理想的幻灭，杜甫在华州只待了约一年时间，便弃官而去。
　　
　　杜甫弃官，其实也是他坚守“奉儒守官”的无奈选择。既然不能“奉儒”、做贤良臣子，“守官”而尸禄素食，也就没有必要了。杜甫秉性刚直，不会左右逢源、屈节抑志，其实也是一种难得的官德。正如后来陆游评价杜甫所云：“向令天开太宗业，马周遇合非公谁？后世但作诗人看，使我抚几空嗟咨！”意谓其时若有唐太宗与马周等君臣遇合的环境，杜甫也能够实现其政治抱负；惜乎后人不理解杜甫的抱负，只是把他作为一个诗人来看待，令人抚几嗟叹。
　　
　　与国难民瘼相依随
　　
　　对杜甫来说，弃官意味着人生的重大转折。此时，他至少要面对两个难题。一是生计问题。古时，官吏都会积蓄些家底，以便退休后安享晚年。然而，杜甫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、任左拾遗、任华州司功参军的时间，加在一起也不到3年，且所任都是小官；杜甫的性格又清廉正直，他不可能有什么家底。二是杜甫一直奉行“奉儒守官”，弃官后干什么？其时，士大夫崇尚“达则兼济天下、穷则独善其身”。即遇到明君，就救济天下；若仕途坎坷，就退隐山林，独善其身。比如，杜甫敬仰的两位同辈诗人——王维因官场失意而遁入佛教，李白被“赐金还山”而追求道教。相形之下，杜甫是否会选其一？
　　
　　杜甫给出的答案出人意料。他没有退隐山林，也没有去追求佛道，而是选择了与国难民瘼相依随；他离开京城、远离家乡，开始了后半生颠沛流离的生活。这也是杜甫的必然选择。他早年就有诗云：“盖棺事则已，此志常觊豁。”杜甫恪守“奉儒守官”的理想，始终以天下为念，无论穷达顺逆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此后，杜甫曾进陇右、入巴蜀，流落湖湘、辗转多地、历尽艰辛，最后在忧患中抑郁而终，即大历五年冬，杜甫病死于湖南湘江的舟中，终年59岁。
　　
　　杜甫的后半生是在忧虑中度过的，其中有其个人穷困潦倒的原因，更多的则是对国家局势、百姓苦难的关注和忧虑。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；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。朝廷变故、中原战局、长安再度沦陷、陇右边境的危局、巴蜀西山吐蕃的侵犯、两川军阀频繁叛乱、百姓在战争与赋税重压下的悲惨处境等，几乎每一天都压在杜甫的心头。
　　
　　杜甫的诗悲天悯人、忧国忧民、诗声凄苦。比如，他的“三吏”（《新安吏》、《石壕吏》、《潼关吏》）和“三别”（《新婚别》、《垂老别》、《无家别》），深刻揭示了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和对老百姓的深切同情，以及统治者和战乱对老百姓的残酷无情。这些诗篇成为杜甫诗歌艺术的一座高峰，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品。
　　
　　大历三年，杜甫在《登岳阳楼》中云：“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”杜甫登上岳阳楼，想到吐蕃犯边，不禁潸然泪下。这也是他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。一直到杜甫临终前的绝笔，他始终为叛乱中的国家和苦难的百姓而忧虑：“公孙仍恃险，侯景未生擒。书信中原阔，干戈北斗深。……战血流依旧，军声动至今。”公孙述、侯景是历史上的叛臣，此喻割据一地的逆臣；其时，乱臣群起、战火未息、中原故土仍不太平、百姓生计艰难……因为这些，杜甫至死也难以瞑目。
　　
　　劝勉官吏清廉为民
　　
　　杜甫开始流离生活之后，仍劝勉友人和有志节的后辈能“再使风俗淳”。他在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》中云:“附书与裴因示苏，此生已愧须人扶。致君尧舜付公等，早据要路思捐躯。”他对道州刺史裴虬和侍御苏涣说，我已衰老不堪，走路都要人搀扶，“致君尧舜上”的理想只有你们去实现了，希望你们早获要职，为国捐躯。杜甫的这一嘱托虽寥寥数语，却是那么沉重而令人肃然起敬。
　　
　　杜甫与诗人元结是相识多年的老友。“安史之乱”时，元结任道州刺史。面对道州遭叛贼洗劫、百姓生计艰难，元结写了《舂陵行》、《贼退示官吏》两首诗，表示要简化政令，安抚百姓，劝诫州中官吏不可横征暴敛。杜甫读了元结这两首诗，深为感动，故作《同元使君舂陵行》云：“致君唐虞际，纯朴忆大庭。何时降玺书，用尔为丹青。”他期望朝廷能下诏书，任用元结为执政大臣，辅佐君王成为尧、舜那样的有德之君。
　　
　　杜甫对老友严武，则以舍身许国相激励。宝应元年，成都尹严武被召回朝廷。杜甫从成都送严武到绵州（今四川绵阳）时，作诗激励他：“公若登台辅，临危莫爱身。”台辅即宰相；读此诗，我们会联想到杜甫曾为房琯被罢相而与皇上廷诤。这是杜甫以其秉持正义、舍生忘死的志节来期许严武。
　　
　　杜甫经常以清廉为民来劝勉他所结交的官吏。杜甫流落至梓州（今四川三台县）时，一位路姓官员欲任陵州刺史，杜甫作《送陵州路使君赴任》云：“战伐乾坤破，疮痍府库贫。众寮宜洁白，万役但平均。”他叮嘱路使君，长期战乱使国家千疮百孔，陵州府库会很贫乏，你要带领官吏清廉为民，劳役政务要公平公正，不能欺压百姓。
　　
　　再看杜甫对好友韦讽的嘱托。韦讽任阆州录事参军时，杜甫曾赠其诗云：“国步犹艰难，兵革未衰息。万方哀嗷嗷，十载供军食。庶官务割剥，不暇忧反侧。诛求何多门，贤者贵为德。韦生富春秋，洞彻有清识。操持纲纪地，喜见朱丝直。当令豪夺吏，自此无颜色。必若救疮痍，先应去蟊贼。挥泪临大江，高天意凄恻。行行树佳政，慰我深相忆。”读此诗，杜甫期望韦讽清廉公正、清除贪官污吏、拯救百姓的语句，满含深情，令人动容。
　　
　　在一般人眼里，杜甫只是一位忧患而仁慈的诗圣，并无忠烈壮举或可称颂的政绩。其实不然。透过杜甫对韦讽等人的殷切嘱托，假若杜甫也能有施展抱负的机会，也许历史上会多一位“杜青天”。
　　
　　杜甫在辗转梓州、阆州等地时，时常劝诫和批评不廉洁的官员。
　　
　　宝应元年，杜甫从成都送还朝的严武至绵州时，徐知道等人趁严武离开之机，在成都发动叛乱。杜甫因无法返回成都，便在梓州、阆州一带流寓约两年时间，靠当地官员接济度日。在绵州时，绵州刺史杜济曾带杜甫到城东渡口观看打鱼，并设宴招待他。对此，杜甫无奈而又不忍心，故作《又观打鱼》云：“干戈格斗尚未已，凤凰麒麟安在哉？吾徒胡为纵此乐，暴殄天物圣所哀。”言语间，批评杜济等时值战乱不已，还暴殄天物、纵情享乐。
　　
　　在梓州时，梓州刺史章彝曾请杜甫参加宴游活动。广德元年冬，章彝动用大量兵马狩猎，杜甫对此很反感，故作《冬狩行》批评道：“喜君士卒甚整肃，为我回辔擒西戎。草中狐兔尽何益，天子不在咸阳宫。”意谓士卒军容整肃、让人欣喜，而战乱频仍，应让他们去擒拿犯边的敌人，你却带他们来打猎；即使把狐兔都猎杀完，又有何用？长安已被攻陷，皇帝都跑到陕州避难了。还有一次，杜甫随章彝游梓州寺院，章彝慷慨地为寺院布施（赠送金钱等），让杜甫很不舒服，故作《山寺》讽劝他：“以兹抚士卒，孰曰非周才。”即把捐给寺庙的钱拿去抚恤作战的将士，才是有济世之才的官员所为。
　　
　　章彝的前任李太守亦曾照料过杜甫。其时，李太守常携女乐乘船泛江宴乐，杜甫赠其诗道：“使君自有妇，莫学野鸳鸯。”劝诫李太守洁身自好，勿拈花惹草。其时，杜甫连成都草堂的安定生活也没有了，全靠章彝等地方官员接济度日，却还批评指责人家，岂非“不近人情、不识时务”？但从儒家“仁政”的角度看，杜甫批评和规劝不廉洁官员，期望他们能清廉为民，则是再正常不过了。
　　
　　总之，杜甫从渴望“奉儒守官”到仕途坎坷，再到颠沛流离，他的命运很不幸。但换个角度看，这对后人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当命运把一个人放置到困顿的境地时，其会把最本质、最真实的品质表现出来。杜甫弃官之后，远离故乡、四处漂泊，晚年又贫病交加、衣食不继。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，没有比这种境况更惨的了。然而，这种境况却考验了杜甫，玉成了杜甫。杜甫弃官后没有弃世，没有隐居山林，而是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家和百姓，与国难民瘼相依随。他不再“守官”，却仍坚持“奉儒”。这种境界已经超越了儒学既有的高度。
　　
　　对于党员干部来说，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和仁爱之心，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。在追求伟大中国梦的当今，党员干部更应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，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；应当自觉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恪尽职守、清正廉洁、潜心为民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。 
　　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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